4.《金瓶梅》与世情小说
世情小说是指以“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为主要特点的一类小说。它主要是指宋元以后内容世俗化、语言通俗化的一类小说。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起，学术界一般又用世情小说（或称人情小说）专指描写世俗人情的长篇。《金瓶梅》，被看作是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
明清两代的世情小说，或着重写情爱婚姻，或主要叙家庭纠紛，或广阔地描绘社会生活，或专注于讥刺儒林、官场、青楼，内容丰富，色彩斑斓。
《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白话长篇小说。《金瓶梅》成于万历前中期，它反映了经济、阶级、价值观念、社会风气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也只有这样的一个时代才能产生这样的一部小说。《金瓶梅词话》卷首欣欣子所作的序称此书为“兰陵笑笑生作”。
《金瓶梅》的书名，乃是由小说中的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人的名字合成，故事开头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节而演化开来，背景安置在北宋末年，《金瓶梅》看来是写西门一家的日常琐事，但上至朝廷，下及奴婢，雅如士林，俗若市井，无不使之众相毕露。当时社会政治之黑暗，经济之腐败，人心之险恶，道德之沦丧，洞若观火。
《金瓶梅》写世情不在于描摹，而是着意在暴露。它的暴露，不但有广度，而且能在普遍的联系中把矛头集中到封建的统治集团和新兴的商人势力，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具有相当的深度。它不仅表明被金钱锈蚀了的封建官僚机器已经彻底腐烂，还指出这个社会腐败势力的总后台就是皇帝，可谓抓住了腐朽的封建政治的要害，颇有“指斥时事”之意。
《金瓶梅》在创作上最显著的特点是“寄意于时俗”。“时俗”，就是当代的世俗社会。长篇小说的题材从来源于历史或神话，到取材于当代现实的社会，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变。而《金瓶梅》所描写的现实是家庭生活中的日常琐事。小说将视角转向普普通通的社会、琐琐碎碎的家事、平平凡凡的人物，这就在心理上与广大读者拉近了距离，这标志着我国的小说艺术进入了一个更加贴近现实、面向人生的新阶段。br>
从歌颂到暴露。与《三国》《水浒》《西游》的立意在歌颂相比，《金瓶梅》则着意在暴露。它用冷静、客观的笔触，描绘了人间的假、丑、恶，广泛而成熟地运用了各种各样的讽刺手法，在作者不加断语的情况下，是非立见。《金瓶梅》的这种立意和笔法，在后世的《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等小说中都有所继承和发展。
人物性格的立体化。比之从“说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说，《金瓶梅》描写的重心开始从讲故事向写人物转移。小说中的故事从传奇趋向平凡，节奏放慢，在相对稳定的时空环境和叙事角度中精雕细刻一些人物的心理和细节。
《金瓶梅》从说话体小说向阅读型小说的过渡，也反映在从线性结构向网状结构的转变上。《金瓶梅》全书并不是以单线发展，每一故事在直线推进时又常将时间顺序打破，作横向穿插以拓展空间，这样纵横交错，形成了一种网状的结构。
《金瓶梅》的语言，多用“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中国古代的小说，从文言到白话是一大转折。《三国志演义》还是半文半白，《水浒传》《西游记》在语言的通俗化、个性化方面前进了一大步，《金瓶梅》大量吸取了市民中流行的方言、行话、谚语、敏后语、俏皮话等等，熔铸成了“一篇市井的文字”。以后《儒林外史》《红楼梦》刻意用“京白”来将口语净化，《醒世姻缘传》《海上花列传》之类则重在方言上下功夫，都是在不同角度上受了《金瓶梅》的影响。
5.“三言”“二拍”与短篇小说
宋元的“说话”技艺到明代仍然流行，一般称之为“说书”或“评话”。现知最早的话本小说总集是嘉靖年间洪根编刊的《清平山堂话本》，又称《六十家小说》，基本上保存了宋元明以来的一些话本小说的原貌，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万历年间书商熊龙峰刊印了一批话本小说，今存仅四种，后定名为《熊龙峰小说四种》。
明代中叶以后，一些文人在润色、加工宋元明旧篇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模仿“话本小说”的样式而独立创作一些新的小说。这类白话短篇小说有人称之为“拟话本”。从鲁迅起，一般又将“三言”之后的白话短篇小说都归属于“拟话本”一类。
冯梦龙与“三言”
冯梦龙是晚明主情、尚真、适俗文学思潮的代表人物，是通俗文学的一代大家，最大的成就是“三言”的编著。“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小说集的总称。《喻世明言》亦称《古今小说》，但“古今小说”实为“三言”的通称。“三言”包容了旧本的汇辑和新著的创作，是我国白话短篇小说在说唱艺术的基础上，经过文人的整理加工到文人进行独立创作的开始。
“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整理和创作高潮的到来。
凌濛初与“二拍”
凌濛初编著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各40卷，人称“二拍”。“二拍”与“三言”不同，基本上都是个人创作，它已经是一部个人的白话小说创作专集。“二拍”所反映的思想特征与“三言”大致相同。明末，“姑苏抱瓮老人”从“三言”和“二拍”中选取40种编成《今古奇观》。后三百年中，它就成为一部流传最广的白话短篇小说的选本。
在“三言”“二拍”中，商人作为当时商品经济中最活跃的分子和市民的主要代表，在“三言”“二拍”中作为正面的主人公而频频亮相，这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三言”中活跃的商人，多是一些善良、正直、纯朴，而又能吃苦、讲义气、有道德的正面形象。“二拍”中的一些作品更注重描写商人的逐“利”而不是求“义”，更直接地接触到了商业活动的本质。
歌颂婚恋自主，张扬男女平等的作品在“三言”“二拍”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三言”中的男女爱恋之情还包蕴着丰富的社会内容。“三言”“二拍”具有尊重女性的意识，流露了男女平等的思想。市民讲究的是人生的真情实感和尊重自已爱的权利，传统的三从四德、贞操守节之类已失去了支配的作用。
在“三言”“二拍”中，还有为数不少的作品旨在揭露官场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其作者在鞭挞奸臣、贪官、酷吏和种种社会恶势力时，主要是用一颗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良心来观照的。当他们在刻画一一些“清官”形象时，则往往较多地带上了市民化的色彩，这些官吏不再那么正统死板、僵化冷酷，多少体现了新兴市民的意志和愿望。
“三言”“二拍”在肯定情和欲时，往往过分地描写人的自然本能，又不适当地强化文学的教化功能，大谈忠孝节义、因果报应，散发着陈腐的气息。“二拍”之后，随着晚明国事的艰难，强调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的兴起，使之向“劝善惩恶”的方面倾斜，主张克制“情”“欲”，回归“理”“礼”。这是“三言”“二拍”之后白话短篇小说创作的主要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