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了——拉米能感觉得到。
即便是用太巴列夜鬼的标准来衡量，昨夜的沙姆龙也很不安稳。他长时间在露台上踱步，接着又花了几个小时摆弄着一架古旧的飞科收音机——这是当天刚从美国送来的。他没有睡觉，没有打电话，只有一位访客：满脸悔意的乌兹·纳沃特。他在露台上同老人交谈了十五分钟，然后迅速离开了。他走出去的时候，那副表情让拉米想到了巴黎刺杀案发那天晚上，沙姆龙也是这副表情，其中有冷冷的坚决，也有自满自足的哂笑。
然而沙姆龙的西装袋最终证实了拉米的担忧——意大利产，黑色皮革，样式新颖的镀金带扣。这一切都和沙姆龙本人的风格大相径庭。光是一个后衣兜就能装下夜鬼所有的东西，还有空间再放一个钱夹。拎手上还垂下一个名牌：鲁道夫·海勒，伯尔尼的地址，伯尔尼的电话号码。沙姆龙又要披挂上阵了。
早餐的时候拉米坐得远远的，就像是母亲一大早和孩子闹意见的姿态。他没有和沙姆龙同桌吃饭，而是站在吧台后面，粗手粗脚地翻弄着《晚祷报》的体育版。
“拉米，拜托了，”沙姆龙说道，“你是要看报，还是对报纸刑讯逼供？”
“让我跟你一起去吧，头儿。”
“我们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了。我知道你可能觉得这难以置信，可我知道如何在战场上进退自如。你爹妈还没决定要不要生你的时候我就是情报员了。”
“你不是当年那个年纪了，头儿。”
沙姆龙放低了报纸，隔着半月形眼镜瞥着拉米：“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准备好了，只管来试试我的身子骨。”
拉米伸手做出打枪的姿势，说道：“啪，啪，你就死了，头儿。”然而沙姆龙微笑着，自顾自把报纸看完。十分钟后，拉米陪他走到大门口，替他将行李装进汽车后备箱。他伫立着看汽车开走，阿里·沙姆龙的影子消失在加利利地平线上，只留下一团粉色的尘土。
[1]人阵（the Popular Front）：全称为“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的第二大组织。
6
苏黎世
施洛兹药业是全欧洲最大的制药企业，在全球也名列前茅。它的研发实验室、工厂、配送中心遍布全世界，不过它的企业总部只是一座灰色的石质建筑，位于苏黎世独一无二的班霍夫街，距离湖岸不远。因为今天是星期三，各部门领导和企业的副主席都聚在第九层的会议室开周例会。马丁·施洛兹坐在主座，头顶悬着企业创始人、他的曾祖父沃特·施洛兹的肖像。那是一副优雅的身材，深色套装，一头银发梳理得很整齐。十二点半的时候，马丁看了看表，站起身，宣布会议结束。几名执行官聚到他身边，想听听老总最后还有何吩咐。
凯末尔·阿佐里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溜了出去。他是个高个子的精瘦男子，身材颀长，有贵族气质，还有一双淡绿色的眼睛。他能在施洛兹帝国里脱颖而出，不仅因为他的外表，还因为他有非同一般的身世。他是在黎巴嫩的一个巴勒斯坦难民营出生的，在贝鲁特大学短期进修过医学，后来就到欧洲找工作。他受雇于施洛兹公司，起初在销售部担任很低的职位。他干得很出色，短短五年他就成了负责中东销售的部门主管。工作需要他常常出差，没时间成家，甚至没有什么个人生活。没时间结婚生子，凯末尔却从未因此而烦恼。他在许多方面都获得了补偿。一年前，他得到了提升，成了企业销售部的总监。马丁·施洛兹把他变成了百万富翁。他住的是一座豪华大宅，俯瞰着利马特河，坐的是公司配的梅赛德斯奔驰，还配了专职司机。
他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房间大，天花板高，波斯挂毯，淡色的丹麦家具，正对着苏黎世的壮美景观。他在办公桌前坐下，浏览着会议记录。
他的秘书走进房间：“您好，阿佐里先生。会议想必还顺利。”
她对他说的是德语，他也用同样的语言完美无瑕地回应：“非常好，玛格丽特。有什么留言吗？”
“我把它们放在您桌上了，阿佐里先生。您的火车票也在桌上，还有您在布拉格的酒店信息。不过，您得抓紧了。火车还有半小时就开了。”
他草草翻看了一遍电话留言。没什么太急迫的事。他穿上一件外套，戴上一顶软呢帽，又在脖子上围了一条丝质围巾。玛格丽特给他递过了公文包和一只小行李袋。
凯末尔说：“我想利用火车上的时间处理些文件。”
“除非事情紧急，否则我不会打搅您。您的司机在楼下等着呢。”
“告诉他说今天下午就放假了。我走路去中央火车站。我需要锻炼。”
凯末尔走过一座座亮闪闪的商店，这时雪花从班霍夫街上空飘落下来。他走进一家银行，从一个个人账户里取了一大笔现金出来。五分钟后他走出银行，现金已经塞进了公文箱的隐秘夹层里。
他走进中央火车站，穿过大厅，停下来查看有没有“尾巴”。然后走进一间报亭，买了一堆路上看的报纸。向收银员付钱的时候，他向四下里望了望，看看有没有人在盯着他。没有。
他走上月台。上车时间几乎要截止了。凯末尔踏进车厢，穿过走道，直奔一等厢的包间。包间是空的。他挂起外套，刚一坐下来火车就开动了。他从公文箱里摸出了报纸，首先从《华尔街时报》的欧洲版看起，然后是《金融时报》《伦敦时报》，最后是《世界报》。
四十五分钟后，乘务员给他送来了咖啡。凯末尔开始査看一批南美洲的季度销售数字——一位成功的商业执行官，一刻也闲不下来的工作狂。凯末尔浅浅笑着，事实可远非如此。多年以来他过着双重生活，一边为施洛兹药业工作，同时担任着巴解组织的特工。他的职业和光鲜的外表为他提供了最好的掩护，可以帮他往返于中东和欧洲之间，又不会引起安全和情报部门的怀疑。身为终极饿狼，他披着羔羊的外衣，出入于欧洲的精英和文化圈，同整个大陆上最有权势的商业领袖合作共事，混迹于最富有和最有名望的人群之中。然而从始至终他都效力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维持联络网，招募新特工，策划行动，传递信息，收纳来自中东各地的捐款。他利用施洛兹的配送和运输系统，向行动地点运送武器、炸药。千真万确，他一想到治病救人的药物之中，竟然夹藏着恐怖和杀戮的利器，就会感到一种病态的快乐。
现在，他的处境更加复杂了。亚西尔·阿拉法特已经宣布放弃暴力，同犹太复国主义者展开谈判，凯末尔因此而震怒，秘密地同他昔日的同志塔里克·阿尔·胡拉尼合兵一处。凯末尔担任行动负责人和策划者，并规划塔里克的组织。他料理财务，运转联络网，看护武器炸药，策发行动，一切都在苏黎世的办公室进行。他们形成了一种相当独特的拍档关系。塔里克，冷血的恐怖分子，残忍的杀手，凯末尔，以优雅体面身份作掩护，为他提供实施恐怖的工具。
凯末尔合上销售报告，抬眼望去。该死！他在哪里？也许是出了什么问题。
就在此时，包间的门开了，一名男子走进来，金色长发，戴着太阳镜，美式棒球帽，耳机里轰响着摇滚音乐。凯末尔想：基督啊！这个傻瓜又是谁？这下塔里克更不敢露面了。
于是他说：“对不起，你走错房间了，这些座位都有人定了。”
那男子撩起一边的耳机，说道：“我听不见你说什么。”他的英语是一副美国腔。
“这些座位都有人了，”凯末尔不耐烦地重复道，“快走，不然我要叫列车员了。”
然而男子却坐下来，摘下了太阳镜。“少安毋躁，我的兄弟。”塔里克用阿拉伯语柔声说道。
凯末尔不自禁地露出微笑：“塔里克，你这杂种。”
“我派了艾哈迈德去希腊，他没有及时报到，我很担心，”凯末尔说道，“接着我就听说萨莫斯岛上的别墅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我知道你们俩一定接过头了。”
塔里克闭上双眼，头微微倾向一侧：“他是个草包。你选派信使的时候应当更精心些。”
“可你也没必要杀了他吧？”
“你还会再找一个的，更好的——我相信。”
凯末尔仔细地看了他一会儿：“你感觉如何，塔里克？你好像……”
“挺好，”塔里克截住他的话头，说道，“阿姆斯特丹的事进展如何？”
“相当不错，是啊。蕾拉已经到了。她为你找了个女人，还有住处。”
塔里克说：“给我说说她的情况。”
“她在红灯区一家酒吧工作，独自住在一条游船上。就停在阿姆斯托河上。”
“我什么时候去？”
“大约一周内出发。”
“我需要钱。”
凯末尔把手伸进公文箱，摸出个装满现金的信封递给塔里克。塔里克将它滑进了外套的口袋。接着他的灰眼珠盯住了凯末尔。同以往一样，凯末尔很不自在，他感觉塔里克似乎在琢磨着，以什么方式在必要的时候杀了他。
“你大老远把我拽到这里，想必不是为了责备我杀了艾哈迈德，或是问候我的健康吧。还有别的什么？”
“有些有意思的新闻。”
“我听着呢。”
“扫罗王大道的人确信巴黎袭击是你操的刀。”
“他们可真聪明。”
“阿里·沙姆龙想要你的命，总理给他开绿灯了。”
“许多年前阿里·沙姆龙就想杀了我。这又算什么新鲜的消息？”
“因为他打算把任务交给你的一位老朋友。”
“谁？”
凯末尔微笑着向前一欠身。
7
伦敦，圣詹姆斯
作为一家从事艺术行当的公司，伊舍伍德艺术馆有时候还是挺景气的。它是一座破旧的维多利亚式库房，位于圣詹姆斯的一个僻静地段，名字叫梅森场。夹在它两侧的分别是一家小型运输公司和一间小酒吧，酒吧里总有些以电动摩托车代步的漂亮女郎。艺术馆二楼的招牌上写得明白，这间艺廊专营艺术大师早年的作品，主人朱利安·伊舍伍德是伦敦艺术品经营协会的资深成员，他的藏品唯有事先预约才能一睹真容。介绍里还说，他们在威尼斯和纽约也有画廊，尽管很久以前就关张了——伊舍伍德要么是没心思，要么根本没资金去更新这块招牌。所以它的内容自然也跟不上帝国江河日下的最新形势。
沙姆龙是十二点半到达的。他已然换下了短夹克和卡其布裤子，换上了双排扣西装，丝质衬衫，配了条深色领带，外套灰色开司米罩衣。不锈钢边眼镜换成了时髦的玳瑁边眼镜。腕上戴的是金劳力士，右手小拇指戴了枚图章戒指。没有结婚戒指，宣示着对异性的开放。他的脚步从容，是典型的都市人姿态，一反平素冲锋陷阵的架势。
在一楼的入口，沙姆龙揿了揿裂了缝的门铃按钮。过了一会儿，扬声器传来了希瑟沉闷的嗓音——她是伊舍伍德一系列年轻而帮不上忙的助理中的最后一位。
“我的名字是鲁道夫·海勒，”沙姆龙用德国口音的英语说道，“我是来见伊舍伍德先生的。”
“你有预约吗？”
“预约恐怕是没有，不过我和朱利安可是许多年的老友了。”
“请稍等片刻。”
片刻过去，又过片刻，接着是第三个片刻。终于，自动门的锁“啪”的一声弹开了。沙姆龙走进去，走上短短的一段吱吱呀呀的楼梯。在楼梯平台的地毯上有一大块棕色的污渍。希瑟就座的接待室在一张空写字台后面，仅仅面对一架电话。伊舍伍德的女孩子都是一个模式，漂亮的艺术院校毕业生，来这里工作是为了获得专业经验和人生经历。大多数都是一两个月就辞职了，要么是因为毫无希望的乏味，要么是因为伊舍伍德发不出工资。
希瑟正翻看着一份免费报纸。她微笑着，用一支咬烂了头的粉色铅笔指了指伊舍伍德的办公室。伊舍伍德的身影在敞开的门后闪动着。他穿着—身细条纹的丝质衣服，对着一部无绳电话快速地说着意大利语。
“你要是有胆就进去吧。”希瑟拖着长音，用懒洋洋的伦敦贵族腔说道。沙姆龙听着，暗自泛着酸水。“他很快就会讲完了。我给你弄点喝的吧？”
沙姆龙摇摇头，走了进去。他坐下来，审视着房间。书架上塞满了艺术家的专题介绍、账簿、老旧的作品名录；还有一副盖着黑天鹅绒的画架，是用来向买家展示作品的。伊舍伍德在一扇俯瞰梅森场的窗户前踱着步。他停顿了一次，瞥了一眼沙姆龙，随即又慢条斯理地操作起传真机来。伊舍伍德有麻烦了，沙姆龙能感觉到。不过话又说回来，他一贯是有麻烦的。
朱利安·伊舍伍德对画作的选购和售卖的对象都非常挑剔。每次他的藏品从这扇门里出去，他都会带着忧伤的情绪目送一程。结果，身为画商的他却没有卖出太多的画——通常一年十五幅，景气时二十幅。八十年代的时候他赚了不少钱，那年月只要有块巴掌大的地方做画廊，脑子又不太笨，都会赚到钱的。不过如今好光景不再了。
他把电话甩在凌乱的桌面上：“不管你想要的是什么，回答都是‘不行’。”
“你好吗，朱利安？”
“下地狱吧你！你为何来这里？”
“把那姑娘支走一会儿。”
“不管姑娘在与不在，给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