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测那是否是她丈夫，那个为这所房子支付了上百万美元的不幸的傻瓜，犯下了这个错误以至让她永远也无法应付，无法摆脱。
“我的事儿没这么严重，”我开玩笑说，“他们不建房子，以前也不。”
她笑了：“嗨，我们可是住在加利福尼亚呀。难道它们全应该土崩瓦解么？”
我也微笑着。“关于维奥莱塔，还有别的事吗？”
“她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子。”
“你认为她和毒品有关系吗？”
克莱诺·依区哈特似乎很惊讶：“不，不会。绝不会。她很正直，没有人比她更正直了。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她试图做出一点笑容，“不像我。”
“那为什么你要解雇她？”
这是水落石出的时刻。如果她是这样率直的一个人，那么我看克莱诺·依贝哈特就能够坦然面对那个倔强的女佣对他们的阶级蔑视。我现在越过了重重的财富的界限直接提出这个问题，她没有退路，只有和我谈。
“我们不得不让她走。对不起，我马上就回来。”
她让门开着。我瞥见门厅里从地楼的最高处向下垂吊着一个巨大的水晶吊灯，她会为了区区四百的小数目和我争执半天？
她回来的时候手里捏着一张桃红色的公务名片和一条手绢。明显地她又已恢复了原先那种冷漠的表情。
“我丈夫会处理那笔钱的。”
我用挑剔的目光观察着她，试图把我所见到的和古特瑞丝夫人所描述的“卑鄙”的女士作一番比较。在克莱诺·依贝哈特内心，一定还隐藏着什么东西，但是，那也许并不是怨恨，那是罪。
在这次唔面彻底完结之前‘她轻声说：“我实在抱歉。”然后有礼貌地关上门。名片上灰暗的字迹写着：阮德尔·依贝哈特，医学博士，达那矫形诊所。还有它在第十五街的地址，在维尔希尔以南，只需十分钟的车程；所以她是一个护士，而那个傻瓜现在看来是个大夫。
我总算明白克莱诺·依贝哈特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了。
达那矫形诊所在圣莫尼卡的医疗中心有一幢自己的改建过的维多利亚风格的房子。候诊室，就像那张名片一样，是桃红和灰白的。接待员告诉我由于没有和依贝哈特大夫预约，我得等一会儿。有幸的是，那条弹簧长椅——桃红色和灰白的——确实“矫形”合体，可以完全放松地坐在上面读《魅力》杂志。
开始我变得有些烦躁。然后我变得冲气十足。因为在候诊室里再没有别的人。
“大夫在动手术吗？”
“没有。”
“大夫在房里吗？”
“在”
“那么还有什么问题？”
“他和一个病人在一起。也许时间将会有点长。”
这三个来回之后，又有四十五分钟过去了。我计划是威吓大夫写一张四百美元的支票，然后在这儿我的整个行动就算完成了。如果他敢狡辩，我就威胁说我要为了维奥莱塔的孩子们的利益而提出诉讼。大夫们都不会喜欢诉讼案件。这样就会结束争执。我再一次忍住没有拿出警徽去吓唬接待员，以免触犯那些警员规章。
一个小时以后大夫仍然和病人呆在一起，我突然感到有点担心，不知是否能在丢勒·卡特尔发现我偷跑了多长时间以前返回调查局。我重新预约了和依贝哈特大夫见面的时间，感谢接待员提供的巨大帮助，蹑着手脚窜出门外，转了个圈回到我违章停放政府公车的小胡同。这时我才愤怒地发现，我的车子被一辆黑色大轿车挡住了出路。
我原先是把蓝色福特倒退到一根电话线杆子和靠着砖墙的一只垃圾桶之间的空隙地里，现在大轿车就紧挨在它侧面，要把它弄出来是不可能的。大轿车的门锁着，里面看不到开车人。
我只有屏住呼吸，踮起脚尖，才勉强挤进两车之间，把车门打开了约八寸——仅仅足够探进去半边身子，然后打开了车上的警报和扬声器。
“一辆黑色大轿车，牌照号JM，你阻塞了胡同，你将受到传讯，车将被拖曳走……”
我正重复第二遍的时候，警报器红光闪耀之处已经带出来了一个身着制服，大个儿红脸的司机，他手里拿着的锥形蛋卷上盛着一大块火炬形的冰淇淋，沿着胡同跑了过来。
“嗨，小姐，有什么麻烦吗？”
“只想把这车移开。”
他嘲弄似地盯着我，“急着参加J·C·潘尼斯的展销会吗？”
我向他出示了警徽：“不。我是FBI。现在，移开这车。”
他反而咧嘴笑了：“我还是州骑警呢。过去是，在我退役到好莱坞之前。相信吗？兄弟姊妹亲如一家。汤姆·保罗伊，很高兴见到你。”
他伸出一只粗钝的手。我们握了握。
“要冻乳酪吗？”
“不，谢谢。”
“给你。拿着这个吧。没动过的。绝没舔过。”
“你自个儿吃吧，汤姆，我大概要挨局里的训了。”我挤进车发动了引擎。
“我明白。你猜我是哪种怪人？但是你应该看看你的脸。我真应该让你拿走牌照。这就是我和警察们在一起做的事。然后：汤姆，我能为你做点什么？汤姆，你能给我一张亲笔签名带给我妻子吗？”
“你说些什么呀？你是个名人？嗯？”我把变速杆挂到行驶档，希望他懂得这个暗示。
“为简娜·玛森工作的任何人自然就是。”
我同意，他似乎早就知道，因为有这方面的经验，提到这个名字本来就足以使最趾高气扬的警察也咋舌不已。
“简娜·玛森在哪儿？——乳酪店里？”
“瞧大夫。这就是我把车停在这里的原因。很抱歉给你带来不方便。”
他朝着达那诊所的灰色大门扬了扬头。
“我以为她还在贝蒂·福特中心。”
“他们解放了她。”
“整形？”
“好像是，但她一直是背部有麻烦。你可不要把这个透露出去。”
“好的，汤姆。我真的很关心简娜·玛森的背部毛病。”然后，我好奇地问；“她的大夫是叫依贝哈特吗？”
他给了我一个微笑：“你知道我不能透露这个消息。”
我朝那扇门望去，这时，海风中挟着一股腐烂垃圾的强烈气味扑鼻而来。“这就是为什么他让我等了两个小时。”
“够了，我说，老惦记这玩艺儿会把你的脑子榨干的。我过去就是，所以说我才走开了自己找点东西填填肚子。”
灰色的门打开了，简娜·玛森冲了出来。她并没走多远，因为一只白色衣袖的手臂抓住她的肩膀，她试图摆脱但那只手臂抓得更紧了，迫使她转过身去面对一个高大结实，头发淡黄，带着宽幅眼镜，身穿白色大褂的男人。
“就是这个好大夫？”
汤姆点点头。
依贝哈特大夫——一个英俊的、下巴秀美的中年男子——仍然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使她无法逃脱。她穿着红色合体的外衣，旅行鞋，一条红色穆斯林头巾完全遮盖了她的头发。他更高、更年轻、更壮；但是她也是强壮的——一个舞蹈家，至今仍有很好的柔韧性。他保持了权威的态度，尽管她显得异常激动他仍然谈吐平和。
“警笛吹响了。”汤姆说，把还没有来得及吃的冰淇淋扔进了垃圾桶。
他把大轿车开出去停在胡同中间，然后，任它发动着，下车，打开门，等候着。她甚至没有朝他这个方向看上一眼以让他知道什么时候才应该开车。她最后带着固执的表情摆脱了大夫，大夫只好迁就地拉着她的手，领着她小心绕过残破的沥青路面。当他们走近了，我可以看到她漂亮衬衫上的装饰，那是一对小猫在逗弄一个线球，线球是真的，而小猫瞪着闪亮的眼睛，显得十分滑稽可爱。他们正好从我面前走过。女演员深红色的衣饰反衬着她皮肤的白哲，这些色彩又全部映射在锃亮的黑色车门上，交相辉映，形成强烈的视觉效果；她就是她，即使在这个臭气熏天的小胡同里，她也能创造出惊人的活泼和生气，而这些，即算是一百个穿金戴银的行吟诗人也未必做得出来。
豪华大轿车开走了。依贝哈特大夫也不见了，灰色的铁门重新关上。我在想大夫的妻子是否知道她的丈夫和他著名的病人之间有多么亲密；他怎样把他的手一直放在她的肩上，尽管她很生气，却感受着他的触摸，没有避开。
我驱车驶出胡同，头脑里是另一幅情景：克莱诺·依贝哈特倚靠着他们家的桃花心木大门，对这里的一切一无所知，却在为可怜的萨尔瓦多女佣抛洒着她忏悔的热泪。
第七章
在沙漠中，一切都是清澈的。
从洛杉矶出来两个小时，穿越过密如蛛网的商业小镇和蜿蜒伸展的圣贝纳迪诺山脉，它就迎面而来了。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高速公路交汇点，605干道在这儿和10干道相遇，从远处看，它们就宛如两条交错的混凝土缎带。虽然不知道沙漠的初端到底在哪里，但是在路的边缘已见得到白色的沙粒，远处的荒原上再也看不见天蓝色的城镇村落；空气，因为污染度很低，变得轻灵透明起来，你可以看到许多令人惊奇的细致景观，比如像数英里以外白雪皑皑的山脉上顺着斜坡淬下的细瀑。
顺着高速路继续缓慢下行，突然间变得很静，你甚至可以听见自己的喘息声盖过了沙粒滑落坡面时发出的鸣叫，落日绊红的余晖挑在仙人掌每一根细小的刺尖上。这时候，真正的沙漠出现了。沙漠的清澈。没有骚动、重压、车流和人群。生命点缀着这个神秘单纯的圣境。你的肉体向下沉寂，空气似乎都是神圣的——是的，你的灵魂显现出来，而这是你在通常的俗俚镇小镇中难以保存着的。沿着这个沙漠边的“霍待·斯普润”那条主要街道走下去，你会想要大声呼叫，你将听见自己的声音如何就像脱羁的草原野狼的嚎啸，而不是你平常与人的交谈，谨慎猥琐，老鼠般地吱唔着。
外公的公寓没有像它所费的价值那样有震撼力。公寓建在一处山脊上，朝西，在它的斜下方有一家空荡荡的保健药品销售中心，一家冯氏商场，以及一家KFC和影碟的出租店，全部是新建筑——外公的公寓则搭着干净的黑油毛毡，没有一点虚饰，在红木桶里栽着几株纺锤形的棕榈树。我一面往车上搬食品（如果我不自带给养，晚上我就只好喝西北风，而早上则必须“嘎嘎”地嚼他的全麸饼），一面享受着和风的吹拂，心里计算着什么时候这个小镇会发展到那样的规模，足以支持一个像汽球一样膨胀起来的高级市场，外公总会死的，那么那时我卖了他这块地头也许可以交换一个好点的场所。
我知道产生这类的想法实在是太蠢。我十四岁的时候我们埋葬了我母亲，而外祖母在我一岁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但几次到永久纪念园的行程之后，我那菲薄的记忆的思绪就被最终切断了，就像性格乖戾的命运女神姐妹中的哪一位挥舞着生锈的镰刀斩断金羊毛线一样。也许它不会这样轻易就被彻底切断的，根本不会；但是一个缓慢的努力过程反而使它充满了更多的折磨更多的痛楚。我能够看到我的手指是如何在最后一分钟张开、去抓住绳的末端以免跌进虚空，是的，如果没有外祖父在，我将不会知道我是谁。
事实上，当我真正审视我们家庭时，它变得如浸润在血色黄昏里的仙人掌刺一般清晰：三代女人各有自己的生活，可都不是独立的，从未脱离过与这位男子的关系。
外祖母伊丽莎白是五十年代一个海滨小镇上警察的妻子——她有什么选择呢？她死了以后，我的母亲辞去了给牙医作接待员的工作，承担起了照顾外公的全部责任，为他准备他最爱吃的小牛肉和猪肉团子（当他值夜班的时候，母亲就在清晨三点钟起床在灶头上为他把它们热好）。在后来的十年里，这一度成了我的活儿（包括在肉店里排长队）。我们一周要在电话里交谈好几次，我至少一个月内要驱车去看他一次。早晨第一个闯进意识里的通常是外公，有时我会惊恐万分地以为他昨晚上死了，尽管我知道他单独在外，壮得像头牛。当我有疑问的时候，他的声音告诉我该做些什么，当我把事情搞糟了的时候，他的声音就惩罚我。我也许算是一名炙手可热的联邦特工，带着一支枪，一副手铐（它们很轻，可以随便扔到哪只背包的袋底里），但是在我内心却一直遵循的是外祖父的原则。从童年时代起他就是我的标准，我母亲的标准，我一直相信，我为美国国旗所做的一切和外公那时候执行权力一样的清白无私。
我现在来到这里，打算呆一个晚上，是为了向他表示迟到的七十岁的生日祝福，但是关于我所猜测的表妹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我父亲和家族中失散了的拉丁族一支的问题深深镌刻在我脑中，所以当我拎着食品、生日蛋糕、行李袋接近那扇黄褐色的大门，听到里面传来的狗叫声时，我的心情毫无喜悦。
我知道那一定是莫比·狄克在，他是跟随外公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