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奴退兵了？”崇祯惊讶问道。
“禀报陛下，据我手下夷丁探查，建州全军确实已经遁向东北部滦州-遵化一线。”
“往遵化而去？”崇祯在心头评估，按说去了这么多天（攻城天数加上建州前期来京师路程），袁崇焕就是再磨洋工，也该把遵化拿下了。
他望向满桂，斟酌了一下道，“满经略，有件事还需要让你得知。”
“袁督师并没有死，而是被朕安排领着祖大寿、何可纲去攻打遵化，断绝建州后路。”
“我看过你的奏本，也知道你同袁崇焕和辽镇素有嫌隙。不过，以后的话呢...”
崇祯正在组织语言，却惊讶的看见满桂眼角流出热泪。
“陛下圣明，如此说来则真是辽东之幸，大明之幸！”
“我本就出身辽镇。当年宁远筑城，也是袁督师推荐。”
满桂又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自己身为孙承宗中军，又一路从辽东成长为高级军官，却和辽镇一众人等处不来。
原来满桂和赵率教原本是至交好友，但在宁远之战时，驻扎在前屯的赵率教没有亲自支援满桂，只派了一千多援军。
因此上报功劳的时候，满桂坚决不给赵率教表功，但袁崇焕却意见相左。因为他知道建州擅长围点打援，所以特地要求经略高第不派援军，因此并不觉得赵率教错了。
原本是意气之争，但后来三人身份地位都水涨船高，面子抹不开，这件事便一直是个死结，直至赵率教全军覆没。
而满桂告袁崇焕的状，实际上也是为了出一口气，并非真的要致其于死地。
满桂按下不表的，则是自己手下的夷丁战斗力虽强，但军纪较差，真要计较起来，也许是那些夷丁先去招惹的辽镇也说不定。
崇祯听完，对他们的这笔糊涂账也算有了一点了解。
“皇上，老赵已经没了，人死不能复生，再大的委屈，在国仇家恨面前，算的了什么？”
只听满桂又请求道，“陛下，建奴此去遵化必然诸多凶险，臣请再领城内勤王军前去救援，与袁督师并肩而战！”
崇祯摆手道，“支援暂时先缓着吧，建州连续数日攻城，城内都是疲兵。再赶路去救遵化，怕不是先被包了饺子。”
他又提醒满桂道，“满经略，过去的事已经揭过。不过近来还是有人在朕耳边说，你手下的夷丁颇有扰民之举。”
崇祯将一本书递给满桂，指着其中一页道，“近来你军务担子也没那么重，这个典故，你好好看一看。”
正是《资质通鉴》中，“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这一段。
满桂面红耳赤道，“禀报陛下，臣并不识字。”
崇祯道，“无妨，你便让你帐下的识字兵读给你听便是。”
挥退了满桂，崇祯又叫来王承恩吩咐了些事情，看着面前的地图陷入思考。
这么多次模拟，崇祯遇到最强劲的敌手就是黄台吉。
他也同黄台吉交手无数，甚至曾经有机会同其本人促膝长谈。
只是那时的崇祯，御驾亲征失败，是以阶下囚的身份同黄台吉谈话而已。
所谓胡虏无百年之运，是指建州这样从原始氏族体制快速扩张后，原有的制度很难驾驭迅速膨胀的实力，因此极其容易从内部崩溃。
努尔哈赤死后，四大贝勒轮流按月执政，重大事项还要八旗之主来一个八王议政。
黄台吉被推举为大汗，是因为他实力不是最强的，看起来对其他大贝勒威胁最小，但他却抓住时机，一步步成为说一不二的大清皇帝。
让原本讲协调一致的八旗氏族制度，进化为绝对君主制、
崇祯从此意识到，明朝与建州乃至农民军的斗争，不仅是军事斗争，更是政治斗争。
军事斗争可以促进政治斗争，但不能替代政治斗争。
现在看来，自己最大的战果初步显现。
那就是黄台吉的地位遭到了打压！
根据崇祯对他的了解，黄台吉是一个极具冒险精神的人，而且非常善于占据主动。
如果他来做主，一定不会保守的从原路退回关外，而是从一个意想不到的角度，重新夺回战场主动权。
现在他既然甘心带领数万大军退走，一定是建州的内部在起变化。
只不过大明在建州内部没有间谍，具体发生了什么，崇祯也很难搞清楚。
无论如何，这一次模拟的第一战，自己算是走对了路子。
在接下来对建州的战争中，要重点打击黄台吉的地位。
凡是黄台吉想做的，一定要让他做不成。
比如崇祯之所以要炮打科尔沁，就是让建州的亲密盟友科尔沁意识到黄台吉在坑自己，对黄台吉产生不满和隔阂。
这远比打死些许两黄旗的战兵更有意义。
再比如接下来，黄台吉即将对内廓尔喀和察哈尔部发动兼并战争，崇祯必然要插手其间。
崇祯一定要让那其他三大贝勒和各个小贝勒觉得：
咱们的大汗，怎么干啥啥不成！
两个势力之间的斗争，就像moba游戏的对位，永远是整体大于局部。
如果己方打野配合得好，宁可牺牲一点经济也要打爆对方的carry位，那么很可能对面的辅助上单都会各存心思，比如抢c位资源，不出肉装堆输出。
这样一来，即使对面打野多抢了一两个buff，表面上好像起来了，实际到了团战，永远不堪一击。
大明击败建州的关键，就是要让黄台吉发育不良。
不过，现在自己也没有牌可打了，只能等待遵化的战报。
崇祯瘫坐在桌上，这几天几乎没怎么合眼，也算是忙里偷闲，同时也在思考下一步的内政举措。
战争不仅是打军事，也是打后勤。
内政的首要当然是财政，俗称搞钱。
但是崇祯现在还不急着搞钱，因为他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做。
那就是整顿吏治。
现实世界不是网络小说，主角脑袋一拍，从中枢到地方，再到基层的文官就能百分百执行，难免会有偏差和损耗，也就是官吏腐败和渎职。
如果吏治始终如同万历、天启年间腐败，就算崇祯搞到一千万两银子准备去陕北救灾，这银子买完粮食也许价值只有六百万两，运到陕北还剩三百万两，藩台分到州县还有一百万两，州县兴办粥厂还有二十万两。
灾民能喝道的粥，也还是清得能照见人影，至多喝上半年，又要起来造反。
所以，不改善吏治，就挖不掉明朝灭亡的根。
想要彻底治理这种现象，必然先由吏部下手。
崇祯还在闭目养神，只听王承恩宣道，“吏部尚书王永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