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福荫。
汉人家族观念都极重；
若是荣辱都在一人之身的话，那终归是差了点意思。
朱至澍也是考虑到这点，所以制定了爵位可以福荫他人的福利。
初代获爵之人，可直接推举他人为官。
其中，公爵可荫五人为官、授从七品；
侯爵可荫四人为官、授正八品；
伯爵可荫三人为官、授从八品；br>
子爵可荫二人为官、授正九品；
男爵可荫一人为官、授从九品。
被推举之人，无须经过严苛困难的科举考察，只需通过相对简单许多的荫考，即可直接获官上任。
虽然这种靠福荫上位的官员，大多能力上或许都比不过通过科举、千军万马走独木桥杀出来上位的官员；
但能被这些获爵之人推举上位，那肯定不会是个傻子。
经过一番磨砺后，能力上高低都不会差到哪去。
而且能获得爵位的人，本身就是极其的少数；
那这些福荫官员的数量，自然也就没多少了。
而大明幅域万里、各部门的官员加起来也是以十万单位计数，这么点数量的官员，影响不了大局。
所以这个福荫制度再差，为祸也不大。
但对于激励官员、笼络勋贵却有极佳的效果，朱至澍自认为是一招妙棋。
年俸、丹书铁券、承袭、福荫。
四项内容构成了朱至澍的勋爵福利制度的主体。
不能说有多么的大方，但也绝对说不上是苛对这些勋爵功臣了。
毕竟朱至澍的施政理念，一直都是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豪强势力、强化朝廷对基层的管控能力。
而勋爵除了这些明面上的福利外，各种隐性的福利，那自然是不会缺少的。
所以朱至澍自认为对这些勋爵，已经不错了。
起码出身草根、注重人权、信奉人人平等的自己，不会像此前的皇帝那样，没啥事都可能杀个人助助兴不是？
除了坐镇南亚的秦翼明迎来了宣读晋爵圣旨的官员外，坐镇加曼岛（后世加里曼丹岛）的刘镇藩，也迎来了自己晋爵诏书。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和秦翼明一样；
刘镇藩也是眼含热泪、高呼颂言，对着香案上的册封圣旨和天子符节三跪九叩，对着京城的方向叩首不已。
而且他的感触，比秦翼明要更加深刻。
只因秦翼明在成都时候，那可是朱至澍的亲卫统领，属于最为安全的那一类人。
起码在张献忠攻城的时候，并没有那种朝醒夕死、朝不保夕的浓烈危机。
但刘镇藩可不然；
作为那时候整个四川布政使司最高级别的军事官员，他可是承担着成都城的城防重任的。
整个成都城数十万百姓、包括蜀王的安危，乃至于整个大明西南的生死存亡，可都担在他一人的肩上。
他那时候承受的压力，要远高过秦翼明。
好在一切都挺过来了。
非但是挺过来了，他还成了陛下登基之后，第一批侯爵之一。
以陛下的仁厚，不但自己、数代人的荣华富贵也都有了。
这如何不让刘镇藩感触万分、感恩戴德？
再然后，其它的吧位都督，包括在漠北的李定国和冯天纵，也都迎来了晋爵的圣旨。
这些人无不对朱至澍感激涕零，对着京城的方向三跪九叩、虔诚跪拜。
为了让这些都督都能过个好年，中枢也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
加封流程尽量简化、宣读圣旨的官员也是快马加鞭。
其实在这些都督中，最晚收到晋爵圣旨的，就是在南亚的秦翼明、和在东南亚群岛上的刘镇藩等几位了。
这几位的路途，实在是太远了。
虽然中枢已经竭力的高效、且信使也是马鞭抽的都有虚影了；
但等圣旨送到秦翼明和刘镇藩等人手上的时候，也都已经是年后了。
反倒是在漠北的李定国、冯天纵和王成仁等人因为离京师较近，所以赶在年前等到了圣旨。
且这些官员不是骑马乘车赶到的漠北，而是坐着狗拉的雪橇。
十一月份的时节，漠北深处的雪已经非常非常厚，战马驮着人基本走不动道。
所以为了将晋爵的圣旨赶在年前送到，这些宣读圣旨的礼部官员和太监们，第一次体验到了坐狗拉雪橇的滋味。
给十位战功赫赫的都督晋爵之后，天统十一年便没有什么大事了。
在热热闹闹的除夕庆典、晚市，喜气洋洋的春节庆典中，开元4378年、公元1661年、天统十一年就这么过去；
开元4379年、公元1662年、天统十二年就这么到来。
这一年，朱至澍四十五岁、朱平楷十五岁。
这一年，是朱至澍来到这个时空的第十九年。
而这一年，也是自朱至澍来到这个时空后，相对祥和安稳的一年。
北境方向，对蒙古的深化统治、对蒙古反抗势力的绞杀持续在进行当中；
且效果显著，蒙古人的反抗越来越微弱、反抗势力越来越小。
这种情况下，对漠北的移民也开始推进。
漠北可不只是可以放牧，也是可以发展农业的。
瀚海的纬度、其实和黑龙江是差不多的。
在一些水源发达、土地肥沃的地区，完全可以开垦种地，后世此处的农业就发展的很不错。
而只要可以种地，汉人就可以在当地生存下来。
等移驻在捕鱼儿海、三河草场、哈拉和林，这几个最为富饶的特定地区的汉人数量一多，那军队在这几个地方就有了根基、能彻底站稳脚跟。
对漠北的控制，也就能够长远的持续下去了。